两亿余人的迁徙流动，给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的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。一项研究显示，2014年，广州流动人口“两周应就诊而未就诊”比例高达46.42%,远高于2013年国家卫生调查中户籍人口的15.5%;自身健康意识不足，以及医保碎片化等体制障碍，给流动人口健康带来不利影响（11月28日财新网）。
“流动人口”这概念并无确切定义，一般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。它由计划生育部门研究出来并进入了法规文本，为管人而生，本与服务无关，属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产物。所谓流动人口，其实是一部分“不动人口”，地方居民的“外地邻居”。根据《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》，2015年，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.47亿人，占总人口的18%,每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属于流动人口。
部分“农民工”和“农民商”不是长时间定居于某地，因而“流动人口”不等于外出谋生的农村人口。不过，流动人口中不仅包括原农业人口，还有一些市民—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居住而户籍不变，原市民就成了后来居住城市的流动人口。
流动人口问题，总和“农民工”、“打工族”、“弱势群体”、“低收入”、“城镇化”、“医改”等问题连在一起，扯不断，理还乱。就说“流动人口健康亟待关注”的话题吧，略加掂量，我们即可发现，只在卫生医疗领域兜圈子，解决流动人口的健康保障问题门都没有。
流动人口群体中，从艰苦环境中出来的人多，年富力强的人多，整体而言其适应性强而原健康状态良好。在他们欠发达的原居住地，他们也算有胆有识之辈，其精神、心理状况当在普通人群平均水平之上。这群人抗病、拖病、自家买药而不想就医，主要原因无非是收入水平低，对就医费用望而生畏。
换一个角度看，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并无特殊性。如果将研究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参照样本，换成城市人口中的低收入人群，换成农民和“农民工”，或者有当地户籍的非正规部门雇佣的工薪族，那么，研究结果就大不一样，流动人口的健康就不亟需关注了。两亿多人之所以享受那样的待遇，不过是因为大家都遵循了通行于社会的“正常规则”——以农业与“非农”为据区别国民待遇的城乡二元架构，演变出新的二元社会，即“户籍民与外地人二元结构”。
外来移民对“城市土著”有奉献而无来自市政的回报，在基本公共服务如医疗服务、子女教育、社会救助等方面，享受不到市民同等的待遇。而各地经济组织的当家人，对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工，从薪金、社保、福利、培训等各个方面给以不等的待遇。
原有、后到的普通“土著”和“正式人员”，他们大多习惯于让自身占有蝇头小利的现状，不明社会公平才是“核心利益”，还不时担心发生“便宜外来穷人”从而损害自身的事情。
在均等机会和均享环境条件下，谁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收入如何，并非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，我们该操心的是流动人口面对的公平对待问题，其实这事关每个人的最大利益。
要说改变新老二元结构难，其实难在思想上。社会二元结构，实际上才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最大问题。